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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霓虹灯作为商业招牌时，霓虹灯多数以文字、字母等形式出现在街巷。在我印象中，香港、上海商业街区的招牌最具典型，它们用中国传统的书法样式结合霓虹灯来吸引消费者。而文字也恰恰具有可读性，这样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艺术家所要想说的话，文字背后所隐晦的也让大众进行更深层的挖掘其内在的含义。可见霓虹灯与文字的结合有着特有的表现形式。

布鲁斯·瑙曼非常擅长解决个人在艺术结构上的问题，一直在艺术语言结构上进行探索，布鲁斯·瑙曼所生活的环境对他的艺术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窗外的霓虹灯刺激着这位观念艺术家的创作思维。1967年，布鲁斯·瑙曼的作品《真正的艺术家帮助世界揭示神秘真相》（The true artist helps the world by revealing mystic truths）是一件螺旋式的霓虹灯管装置，漩涡形的霓虹灯管将手写的英文相互缠绕，就像一个街边娱乐场所的广告，炫目的颜色吸引着参观者的眼球，与此同时在人们阅读这句话的同时也让人产生疑惑，这件作品其实带有很强烈的反讽语气，反面来阐述真相如同美丽的幻想，但都是艺术的骗局，揭示了艺术中的丑恶。

布鲁斯·瑙曼《真正的艺术家帮助世界揭示神秘真相》 1967

在面对这件作品时，给我的不光是霓虹灯特有的视觉刺激，而是在想他进行文字选择时经历了哪些思考，一句简短的话何以承载起整件作品。布鲁斯·瑙曼利用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品数不胜数，经过资料的搜集，发现每件作品虽然短短的几句话，却是他在艺术创作中所感受到的，总结出的哲理，这种哲理不一定能指引多少艺术家去进行改变。但是一个利用哲学去结合艺术创作的作品，表现出来的不是华丽的艺术形式，而是将一种事物或事件最本质的内在暴露出来。

他在1968年创作的《仿佛在月亮表面写上我的名字》（My Name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就是用艺术形式探讨符号意义与符号形式关系问题的典型例子。他选用淡蓝色的霓虹灯管弯成连体的图像样式，看似如同签名一样实则却是利用图形的符号结合手写体来呈现的，弯弯曲曲的符号有着月牙的造型，给观者无限的遐想。

鲁斯·瑙曼《仿佛在月亮表面写上我的名字》1968

将文字符号化是很多艺术家艺术表现的一种方法，布鲁斯·瑙曼的这件作品将文字和霓虹灯的结合，进而将观者带到了一种想象空间当中去，他没有具体文字的描述，也没有具体形式的表现，只是弯弯曲曲的线条。他将文字在形式上抽象化，却将观念变得情感化。这种感性的思想，理性的表现在这件作品得以应用。

1970年的的作品《None Sing Neon Sign》，作品用冷色的荧光白和红宝石带有游戏式的文字进行排列组合。作品《好玩／好生活，征兆》 （Having Fun/Good Life, Symptoms）是在1985年创作的。他借用霓虹灯的闪烁技术作为表现形式。这件作品也是一件螺旋式霓虹灯装置，是由两个稍微重叠的字母螺旋组成。整个作品具有动态闪烁效果，颜色丰富艳丽，由红、绿、蓝、粉色等色彩构成，所有的字母有节奏的亮灭，呈现出像字母之间互相追逐一样的炫动感。

布鲁斯·瑙曼《None Sing Neon Sign》1970

布鲁斯·瑙曼《好玩／好生活，征兆》 1985

约瑟夫·科苏斯与布鲁斯瑙曼同样发展不同形式的“语言游戏”，也都推崇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他被誉为美国“观念艺术”的祖师，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众多艺术家对艺术媒介在创作中的地位和“自我表达”观念等问题进行思考时，约瑟夫·科苏斯选择了从文字语言进行挖掘，探索了一条新的途径。在他的观念艺术作品中，霓虹灯系列作品占有相当比例。在1965年创作的作品《Five Fives》(to Donald Judd) 被认为是科苏斯早期开始探索霓虹灯系列作品的一个展现。这件由蓝色霓虹灯管弯曲加工而成的英文单词从数字“1”到“25”组成。作品排列成五行，每行分别有5个数字英文单词，每行的长度都是由单词的长度所决定的。这件作品是典型的观念艺术作品。从这25个数字中，会让参观者产生一种对数字的思考和疑惑，为什么要选取这25个数字，这25个数字到底与什么有关，并且为什么要用英文书写数字的形式进行呈现等等问题。

约瑟夫·科苏斯《五个五》1965

我对于这件以数字为表现形式的霓虹灯作品感触比较深，纯粹的数字按照一种规律排列，这种排列带有一种强迫性。数字的递增，刻意的排列让我感受到了艺术家将25个数字作为一种“数字游戏”与观者进行互动。可能这25个数字中每一个都诉说着作者经历的一件事，也有一种可能是让参与者与25个数字产生内心的共鸣。当然，在艺术的表现中本来就存在着某种象征性，出现偶然或特定的对应，比如，对于我而言这25个数字让我首先联想到了年龄。

作品《Double Reading #4》是霓虹灯与文字、漫画结合的作品，他将比尔·沃特森的漫画《凯文和小老虎哈贝》（Calvin and Hobbes)和哲学家黑格尔的一段话分别附着于绑有白色霓虹灯管的玻璃上。远看就像在墙壁上绘有文字和插画。这件作品将文字与漫画的结合表达了语言的概念，但是又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组成。漫画中比尔·沃特森讽刺了讨论“概念定义”的繁复性，也同时包含了在讨论“定义”时出现的争议和炫耀成分，他对艺术的分类也进行了反讽。而科苏斯引用黑格尔的这段话也从侧面结合了漫画内容，反射出了漫画中的主角凯文重复机械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思考行为。两者之间在形式上形成有趣的对比，但在内容上又有着相似的统一，作品背后所闪烁的霓虹灯管将更多严肃讨论和科苏斯的其它思索区域连成一个整体。

约瑟夫·科苏斯《Double Reading #4》1993

“图文并茂”式的表现在我自己的创作中也有过类似的应用，霓虹灯与文字图片的结合很容易出现“看图说话”的形式。这一点，约瑟夫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感触，在图片的选取和文字的表述上要出现一种“必要性”如果将图片与文字不加斟酌或者只是浅层的表现就会出现“看图说话”。

在中国，有一位“街头成绩”比“学院分数”高的艺术家，何岸的观念作品与自己周围的环境，网络的语言，家人与偶像密切结合。他对文字的痴迷，也是由于自己和网络的接触，他的作品《想你，请与我联系》就是通过网络聊天的常用语言受到的启发，而这件作品之所以运用到霓虹灯来体现也是因为他在深圳夜行中，霓虹灯对他的吸引，这种单纯却又直接的光源刺激着他的眼球，南北方的夜生活差异，让他对霓虹灯有着强烈的感受。于是在“第三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他将这件高一米七，长六米多的霓虹灯箱展出。红色的霓虹灯字体与周围的绿色环境形成强有力的对比，除了“想你，请跟我联系”之外，还有他当时使用的手机号也是这件作品的一部分。当时这件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但是何岸本人却表示当时的创作也只是很单纯的用字去表现情绪，对装置、后现代的概念完全不清楚，但是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和很多陌生人建立了某种联系。他其中所隐含的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转换关系，以及艺术与公共语境的沟通牵动了所有人的内心。

何岸《想你 请与我联系》2000

何岸的另一系列作品也是霓虹灯字体，但是这件作品有着特殊的视觉展现和来源。《吉冈美穗》、《何桃源》、《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举哀你们不啼哭 》这一系列作品中的霓虹灯字体都是艺术家在武汉通过社会朋友偷来的。《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是由残缺的字体围城一圈的霓虹灯装置，这种字体的残缺让观者产生了一种视觉阅读的障碍，但是也意外的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字符号。这种先有内心情绪再到形式呈现的过程也是何岸本人常用的表达观念的方法。《吉冈美穗》与《何桃源》分别是作者喜欢的日本女优和自己父亲的名字。也是由之前特殊的“调查方式”所创作的。作品《吉冈美穗》的呈现从霓虹灯的材料本身以及大大小小的字体造型，各种略显庸俗的颜色所组合，暗示了吉冈美穗的身份。但是何岸本人却将自己的偶像名字做成了作品放置于高雅的艺术展场，一种自发的幽默，个人崇拜，搬弄是非又略带浪漫色彩的气息，交杂在一起 。是一件典型的霓虹灯与字体结合表达观念的例子。

在看何岸的作品时，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他利用霓虹灯字的表现形式，每一件作品背后的故事都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呈现，利用“特殊”的收集方式也让作品附带了一定的含义。尤其是把残缺的霓虹灯字体强加在一起时，让霓虹灯原有的美感发生了改变，这种拼凑嫁接的表现方法就像玩“拼字游戏”一样，但“游戏”的背后却带有某种情怀。

何岸《何桃源》2013

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举哀你们不啼哭 2018

何岸 《吉冈美穗》 72x303x28cm 2015

将文字和图像结合在一起，在观念艺术中经常被艺术家使用。文字的利用在艺术的表现上，是一次很大的革新，在整个艺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观念艺术中，文字折射的东西很多，不仅仅只是表达文字本身的含义，其实文字在观念艺术中只是一种表达的手段而已，而它们原有的含义相较之下显得不那么重要，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被使用的方式和艺术家利用它们来表现的思想观念。观念艺术家在选择霓虹灯和文字结合时，往往采用具有大众审美的视觉符号化文字作为表述。在对上述利用霓虹灯结合文字的艺术家和其作品的思考，也让自己对文字的艺术表现有了更多的认识。在文字的选择上，艺术家从对哲学观点的引用，网络上热语再现，日常用语的表述进行了选用。在文字的表现上，通过符号化、数字化以及嫁接拼凑等形式进行创作。利用霓虹灯和文字的结合看似枯燥乏味，但是文字语言中所隐含的内容才是最有魅力的。